《北洋大时代道德篇番外（十二）》：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

在北洋历史的长河中，从宣统三年“袁宫保”改弦更张开始，直至民国十七年奉系军阀“东北王”张作霖被炸，总共发生了超过1300起大小军阀武装冲突，期间进行的约140场规模不同的战争，使得战区不断扩展，战火蔓延。在民国五年至十三年之间，几乎每年都有7个省被卷入战区，而这一数字在随后的几年里增加到了14个。这便是所谓的“军阀混战”，即各路军阀为争夺权力与资源而展开的持续斗争。那么，这些原本以“执干戈以卫社稷”的武夫们，为什么最后会堕入如此混乱的局面，难以自拔？

首先，我们要看到军阀本身的素质问题。根据历史记载，约1300个旅以上军官中，受过较好教育的军阀不足三成，其余大多数出身贫寒，甚至是文盲或半文盲。这一群体的“素质”状况，也直接影响到了军队的管理与纪律，甚至造成了军队溃散时“不如寇”的尴尬局面。以第二次直奉战争为例，这场旧北洋军阀间最大规模的战争，其间频繁发生军队叛变、投降现象。奉系军阀通过收编败军，使得战后的军队人数从原先的17万增至35万，然而直军的投降人数却高达8万人。这些投降兵或逃亡者，并未因战争中死伤的减少而减轻混战的恶劣程度，相反，许多人混入了奉系军阀的阵营，成为所谓的“伪军”，加剧了军阀混战的复杂性。

士兵们加入军队的主要动机，往往并非为了忠诚或信仰，而是因为“穷”。当时社会动荡不安，经济困窘，使得很多贫苦人家无处谋生，成为兵员的主要来源。一名士兵曾如此描述：“我们当兵，是为了爱国，还是为了吃穿呢？我想，人人都是为了吃穿，没有一个是为了爱国。”当时的兵员，虽然有些士气高昂，但无论是战场上敢死的精神，还是投降的心理，其背后都深藏着生活的艰难与求生的欲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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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的社会中，生存本能成了人们的首要目标。许多人选择当兵，只是为了谋生，而非履行责任，或是为了某种信仰。士卒们视当兵为一种“冒险性职业”，以此谋取更好的生活，甚至不惜叛逃、投降、兵变。由于没有更好的生计选择，士兵们对被解雇或遣散产生强烈的反感，这也导致了军队人员的流动性极大。一些士兵在服役几年后，通过薪水或掠夺积攒了财富后，便会选择开小差，离开军队。然而，当这些士兵钱财用尽时，他们又会重新回到军阀阵营，成为所谓的“兵混混”或“兵油子”，以此继续维持生计。有的士兵甚至参加了多个不同军阀的武装，显现出士兵“谋生化”的现象。

此外，兵匪之间的流动性也是军阀军队的一大特征。很多土匪，原本是溃散的军队成员，而许多军队成员也曾是被招募或改编的土匪。由于当时武夫当国，各大军阀都将扩军作为争夺权力的主要手段，军阀们招募兵员时，往往不择手段，包括吸纳大量土匪。这些土匪进入军队后，往往借助混战局势，以抢劫掠夺的方式为生，甚至有时军阀会通过“让部下以土匪的身份抢劫财物”来充实军饷。就像工厂中的工头一样，一些能干的军官能够巧妙地筹款养兵，而无法做到的，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甚至直接欠薪。

更加荒谬的是，军阀与土匪之间的某些互动。有时，军阀与土匪会互不侵犯，兵与匪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。这种互通有无的现象，进一步加剧了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。兵匪勾结、发动兵变的事件屡见不鲜，诸如民国七年3月的福建兵变，以及民国九年11月10日的许昌兵变，都是兵匪勾结、沆瀣一气的典型例子。这一切都暴露了军阀武装的内在问题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，便是兵源的“素质”极为堪忧，无法为北洋政府提供稳定的军事支撑。

通过这一系列分析，可以看出，军阀之间的持续混战，不仅仅是权力斗争的产物，更是由士兵的生存状况、军队的低素质，以及兵匪间的互动等多重因素所共同推动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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